正念冥想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理论与神经机制

1引言

正念(mindfulness)是个体有意识地把注意维持在当前内在或外部体验之上并对其不做任何判断的一种自我调节方法。个体在正念状态下的注意朝向具有好奇、开放和接受的特点(Kabat-Zinn,1994;Bishopetal.,2004)。正念冥想(MindfulnessMeditation,MM)是一组以正念技术为核心的冥想练习方法,主要包括禅修(Zen)、内观(Vipassana)、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StressReduction,MBSR)和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CognitiveTherapy,MBCT)(Goleman,1977,1988;Kabat-Zinn,2003;Ivanovski&Malhi,2007)。

近10年来,心理学、行为科学、精神病学、保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对正念冥想的临床疗效和神经机制展开了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临床研究报告,正念冥想有助于治疗慢性疼痛、焦虑、皮肤病、抑郁症复发、失眠症、物质滥用、酒精依赖、饮食障碍、心脏疾病和癌症等心身疾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所属的国立补充替代医学中心(NCCAM)网站显示,2010财政年度拨付1003万美元资助了34项与正念冥想有关的科研项目,共有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杜克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等2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研究。

认知和情感神经科学主要关注正念对注意和意识的影响(Lutz,Dunne,&Davidson,2007;Davidson,2010),近期,逐渐开始关注正念对情绪的影响(Williams,2010)。Davidson领导的威斯康星大学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Davidson,2011)和Gross领导的斯坦福大学心理生理实验室“临床应用情感神经科学课题组”(Gross,2011)近期重点研究的主题中就包括了与正念冥想相关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Emotion》2010年2月号专刊介绍了八项正念冥想与情绪相关的实证研究(Davidson,2010),这说明,正念冥想与情绪关系的研究已成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近年来,正念冥想的研究方向逐步从缓解心理障碍病人的症状,转向探究其产生的积极效应,如正念冥想增强幸福感、怜悯和共情(Shapiro,Carlson,Astin,&Freedman,2006)、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Treadway&Lazar,2009)以及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行为调节能力和社会互动关系(Brown,Ryan,&Creswell,2007)。本文将回顾国外关于正念冥想认知模型中的情绪因素,介绍正念冥想训练影响情绪的神经基础,提出未来研究应关注的问题,以期更好地推动正念冥想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主题的发展。

2正念冥想调节情绪的理论解释

2.1再感知模型Shapiro等人(2006)提出的正念冥想再感知模型认为,正念冥想训练通过有目的地、开放地和不评判的态度进行注意加工,这种注意加工会产生“再感知”,即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对心理内容如思想、情绪和感觉进行去自动化、分离的加工。再感知模型强调从意识的内容转向对意识本身进行加工操作,强调减少即时情绪对个体的控制以及随之产生的自动化习惯性反应模式。再感知模型认为,训练个体对所有心理现象保持短暂易逝的态度,可对不愉快的内在状态产生高度的容忍,从而对情绪进行调节,增强幸福感。其次,再感知帮助个体培养观察自身当前想法和情绪反应的能力,体会自身体验时刻发生的变化,对心理-情绪的内容有清晰的感知,进而促进认知-情绪-行为灵活性的增强和自动性的降低。再次,再感知对意识内容的观察是不带有主观情绪的,从而使个体能够更客观、更少反应地去体验强烈情绪。再感知模型同时强调训练个体形成稳定的正念状态来处理负性情绪,习得不需害怕或逃避负性情绪,意识到它们终将消逝。通过再感知或去中心化,正念冥想训练强化对体验不进行评估,弱化对刺激知觉的情绪偏向(Brownetal.,2007),减少对刺激产生情绪效价的扭曲(Bishopetal.,2004)。

2.2正念对应模型 Garland,Gaylord和Park(2009)的临床研究证明,正念在正性的认知重评中起核心作用。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念在正性重评过程中起作用的因果模型—“正念应对模型”(见图1),它指出,当个体评价一个特定事件的威胁、伤害或损耗程度超出其能力范围时,以正念方式对应激评价采用去中心化的适应性反应,关注意识的动态过程,而不是意识的内容,会扩展注意并加强认知的灵活性。凭借扩展的元认知状态,个体对压力事件进行积极的认知重评,重新定义或构建压力事件,并最终引发能缓解压力的正性情绪,如怜悯、信任、自信和平和等。 

正念应对模型

2.3推动性上升螺旋模型研究者们(Garland,Fredrickson,Kring,Johnson,Meyer,&Penn,2010)结合情绪可塑性神经回路的情感神经科学研究进展,提出了正念冥想可能在上升螺旋加工过程中产生正性的情绪(见图2)。根据正性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broaden-and-buildtheoryofpositiveemotions)(Fredrickson,1998,2003,2009),正念冥想训练使意识扩展,由于情绪与认知之间存在相互联系(Fredrickson&Joiner,2002),所以推测正念冥想训练也能激发正性情绪。

图2Garland等人(2010)提出的推动性上升螺旋模型

近年几项正常人和情绪障碍人群的研究支持正念冥想训练与正性情绪之间存在这种联系。例如,与控制组相比,接受正念冥想训练的实验组正性情绪增加(Nyklicek&Kuijpers,2008)。同样,一项纵向准实验研究发现,密集的正念冥想训练导致正性情绪的增强,并在一个月后继续维持,且与特质正念的增加相关(Orzech,Shapiro,Brown,&McKay,2009)。而对风湿性关节炎并发周期性抑郁症病人的研究发现,正念冥想训练组与认知行为疗法和控制组相比,正性情绪大幅度增强(Zautraetal.,2008)。

2.4正念情绪调节模型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提出五类情绪调节策略,包括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Gross,1998a,1998b)。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长期的正念冥想及基于正念的干预可以直接影响情绪调节的注意分配环节,具体表现为增强对负性沉浸思维认知控制的能力(Ramel,Goldin,Carmona,&McQuaid,2004),自我关注的注意能力(Goldin,Ramel,&Gross,2009),注意分配和调节能力(Slagter,Lutz,Greischar,Nieuwenhuis,&Davidson,2008)以及对空间线索的定向能力(Jha,Krompinger,&Baime,2007)。

研究者从理论上对正念与情绪调节的概念进行了整合,提出了正念情绪调节模型(Chambers,Gullone,&Allen,2009),提出需要超越情绪调节传统的效价模型,对情绪体验不需要进行抑制、重评或改变,而是对觉察(awareness)和无反应性(nonreactivity)进行系统化训练,强调正念冥想训练是关注觉察本身,而不是觉察心理目标。个体有意识地选择并识别思维、情绪和感觉,但不产生习惯性的反应,从而逐渐消除对困扰情绪(包括悲伤、焦虑、恐惧、厌恶、得意与渴望)产生自动化评价的过程(Chambersetal.,2009)。这个理论模型已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如临床心理学家利用弗莱堡正念量表(FreiburgMindfulnessInventory)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对514名大学生进行了横断研究,结果显示,在更宽泛的情感调节和抑郁症状模型中包括正念情绪调节的子模型(Jimenez,Niles,&Park,2010)。

综上,正念冥想的相关理论模型,都肯定了正念冥想对情绪的调节作用,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种调节作用的内在机制。而近年来,正念冥想对情绪调节的神经生理研究为解释这种调节作用提供了更为客观的科学依据。

3正念冥想训练影响情绪的神经机制

神经科学对正念冥想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早期主要采用EEG技术测查正念冥想对人类神经活动的影响(Cahn&Polich,2006)。近十年来,研究者开始利用脑成像技术以及大脑形态测量方法来探讨正念冥想影响情绪加工的神经机制。

3.1正念冥想训练调节情绪:大脑半球平衡发生改变正念冥想训练与情绪相关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据最初来自于额叶EEG偏侧化的研究。研究者采用EEG技术研究发现,冥想训练可能改变大脑半球之间的平衡,正念冥想训练使得左侧前额叶脑区激活显著增强Davidson等人(2003)将41名健康成年被试随机分为冥想组与控制组,冥想组接受为期8周的冥想训练,包括每周2.5至3小时团体授课,以及每周6天、每天1小时的家庭练习,和第6周一天中7小时的禁语静默修习。研究使用EEG测量被试在随机分组前、8周训练结束后和训练结束后第4个月观看情绪影片时的脑电活动。同时,被试完成“人生中最积极和消极体验的三个事件”问卷,并记录被试完成问卷前1分钟阶段与后3分钟阶段的EEG数据。研究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冥想练习者左侧前额叶脑区激活显著增强,而这种增强与正性情绪增强相关。研究还发现,左侧前额叶活动增强的量值可以预测抗体浓度升高的量值。这种心理素质的改变对免疫力的促进作用,表明正念冥想训练可改善相关的神经生物指标,进而帮助个体在应对环境挑战时尽快恢复。其后,Barnhofer等人(2007)对自杀倾向病人开展了正念冥想训练,并考察前额叶静息状态EEGalpha波偏侧化。22名有既往自杀抑郁病史的被试被随机分为正念认知疗法组与常规治疗组,并测查了8周干预前–后静息状态的EEG活动。研究发现,常规治疗组左侧前额叶活动减弱,标志着正性情绪类型的减弱,同时伴随抑郁症状的恶化;而正念认知疗法组抑郁症状没有显著变化,说明正念冥想训练能够帮助高风险的自杀抑郁个体习得保持与正性情绪有关的脑部活动的平衡模式。随后,Chan等人(2008)对19名正常大学生被试进行了以正念技术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三线放松功”训练(Triarchicbody-pathwayrelaxationtechnique,TBRT),研究以alpha波活动强度为指标,冥想组与音乐控制组都发现了左侧前额叶活动的增强,而冥想组还发现额叶theta波的增强。

3.2正念冥想训练调节情绪:大脑活动发生改变近年来,对压力、焦虑、抑郁和慢性疼痛相关的情绪障碍或生理疾病患者人群的脑成像研究显示(Modinos,Ormel,&Aleman,2010;Hölzeletal.,2008;Way,Creswell,Eisenberger&Lieberman,2010;Farbetal.,2010;Goldin&Gross,2010),正念冥想训练在降低负性情绪特异性临床症状的同时,相关脑区活动也发生了变化,而其中涉及的脑区主要有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研究者进一步通过不同正念特质个体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正念冥想调节情绪的神经基础(Creswell,Way,Eisenberger,&Lieberman,2007;Farbetal.,2010;Goldin&Gross,2010)。

Creswell等人(2007)探讨了正念冥想特质与情绪面孔刺激任务识别情绪状态(情感标签)的神经基础。该研究采用正念注意觉察量表(MindfulAttentionAwarenessScale,MAAS)(Brown&Ryan,2003)测查27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评估自我报告的正念特质,包括个体对当前体验的开放和接受倾向,涵盖认知、情绪、生理、人际和生活范围。研究使用fMRI测查被试完成情绪面孔的情感标签任务(用正确的情感词语匹配面孔表情)以及性别标签控制任务(标注正确的性别名字)时的神经活动,研究结果显示,在情感标签过程中,正念特质与前额叶皮质泛化的激活增强、双侧杏仁核活动减弱有关。并且,在高水平正念状态被试中,前额叶皮质区域与右侧杏仁核反应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而低水平被试则无此现象。杏仁核通常与负性情绪状态有关,而这种激活方式由自上而下前额叶皮层(PFC)对边缘系统反应的抑制驱动(Aron,Robbins,&Poldrack,2004),并且这种抑制途径通过位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连接产生(Liebermanetal.,2007;Urryetal.,2006)。言语情感标签刺激加工有可能扰乱或抑制自动化的情感反应,降低其强度和持续时间(Liebermanetal.,2007)。这些证据解释了正念特质通过改善前额叶对边缘系统反应的调节而实现治疗效应。研究发现,通过对负性情感刺激的标签,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对情感的调节得到加强。

Farb等人(2010)进一步考察了正念冥想训练调节悲伤情绪时的自我参照的加工机制。研究发现,悲伤修复功能与自我参照加工有联系的脑区位于大脑皮层中线。冥想组显示出明显不同的神经反应,包括与躯体感觉有联系的内脏和体感区域的右侧脑区修复增强,同时,悲伤应激躯体感觉修复的加强与抑郁得分的降低存在着联系。情绪和感觉神经网络之间平衡的恢复,证明基于概念和躯体的情绪表现,可能是正念降低不良反应损伤性的一种途径。另一项正念特质与抑郁症状关系的fMRI研究考察了静息状态下负性情绪面孔刺激的神经反应(Wayetal.,2010),结果发现,正念特质与自我参照加工脑区的静息神经活动负相关,而抑郁症状恰好与之相反;正念特质与双侧杏仁核静息活动也呈负相关,而抑郁症状与右侧杏仁核正相关。情绪面孔刺激的神经活动结果也与此相似。这说明正念与内隐神经活动有关,并且,静息状态中双侧杏仁核活动的改变是正念干预抑郁治疗的潜在机制。

Goldin和Gross(2010)基于社交焦虑障碍(SAD)具有情绪和注意偏向以及扭曲的负性自我信念的假设,考察了SAD临床病人经过正念减压疗法对情绪反应和负性自我信念调节的行为和脑神经改变。结果显示,正念减压疗法改善了焦虑、抑郁症状和自尊水平,而关注呼吸的注意任务缓解了负性情绪体验、引起杏仁核活动减弱、同时注意分配涉及的脑区活动加强,说明正念冥想训练通过减弱情绪反应相关脑区活动与增强注意相关脑神经网络活性,可改善成年SAD病人的行为和临床症状以及负性自我信念的自动化情绪反应。这进一步证实了正念冥想训练可改变注意调节的特定朝向,从外显加工(有意)转为内隐加工(自动化)。

研究表明,正念冥想训练并不能改变对负性刺激情绪反应的神经回路,而是改变了情绪回路与代表自我参照的材料之间的连通性。

3.3正念冥想训练调节情绪:大脑结构发生改变近年来一系列大脑形态测量学的脑成像研究结果,证明正念冥想训练改变了情绪加工相关大脑结构。 

Lazar等人(2005)较早的一项MRI研究发现,长期内观冥想练习者前脑岛(主要是右侧BA9/10区)、感觉皮层和前额叶皮层的皮质厚度增加,这与相关的脑区活动的增加相一致(Gray,Braver,&Raichle,2002)。研究者认为,通过正念冥想训练,个体对感觉刺激的觉察越来越清晰,从而逐渐能够利用这种自我觉察来成功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事件(Segal,Williams,&Teasdale,2002)。这与Damasio(1996)情绪理论一致,即感觉皮层与情绪皮层的联结在情绪性材料的加工和决策中起重要作用(Lazaretal.,2005)。这项研究提示正念冥想训练能够改变大脑皮质的结构。

Hölzel等人(2008)报告了内观冥想者右侧前脑岛、右侧海马和左侧颞下回皮质厚度增加,这些脑区涉及内部感受和躯体感受知觉,同时,海马调节杏仁核的活动,并卷入注意和情绪加工。随后的研究中Hölzel又与其他同事(2010)利用8周正念减压疗法作为干预手段,考察了知觉压力的缓解与杏仁核结构性改变的神经相关。26名被试接受干预之后,自我报告知觉压力显著降低,且与右基底外侧杏仁核灰质密度的降低呈正相关。Hölzel等人(2011)最近的一项MRI(磁共振成像)纵向对照研究中,测量了17名被试接受8周正念减压疗法干预的前–后大脑灰质厚度的改变,研究发现正念减压疗法组与控制组相比,左侧海马灰质厚度增加,全脑分析发现后扣带回、颞叶–顶叶交界处和小脑灰质增厚。结果表明,正念冥想训练与涉及学习和记忆加工、情绪调节、自我参照加工和观点采择的脑区的灰质厚度改变有关。

另一项研究发现,正念冥想长期练习者右眶额叶皮层灰质和右海马体积显著增大,这两处脑区都参与情绪调节和反应控制活动,解释了冥想练习者为什么在培养正性情绪和保持情绪稳定性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Luders,Toga,Lepore,&Gaser,2009)。Way等人(2010)的研究考察了长期禅修冥想练习者的低水平疼痛敏感性是否存在大脑形态测量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冥想者疼痛敏感性显著低于控制组,在所有被试中,低水平的疼痛敏感性与情绪和疼痛相关的脑区皮层厚度增加有联系,包括前扣带回、双侧海马旁回和前脑岛皮层,而冥想者背侧前扣带回和双侧次级体感皮层变厚,尤其是背侧前扣带回皮层灰质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冥想训练能够调节疼痛感觉的情绪效应。因此,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探究在正念特质与大脑结构性构成部分的改变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4问题与展望

虽然采用EEG技术、fMRI技术、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验证冥想训练对情绪具有调节作用,但是,禅修、内观、正念减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中涉及的冥想训练任务复杂、繁琐,其中的“起效因素”究竟是什么?是冥想训练中的什么因素导致了左侧前额叶活动增强,大脑活动的增强以及大脑结构的改变?上述研究还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冥想者的冥想练习或训练过程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实验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控制,这可能会降低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进而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多数正念冥想对情绪调节的研究中,研究被试的选取主要有三种类型:长期练习的“资深”冥想者、短期(多为8周)训练的正常人或临床抑郁、焦虑人群以及未进行冥想训练的正常人。根据额叶EEG偏侧化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张晶,周仁来,2010),今后的研究可考虑对这三种不同被试类型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三组被试情绪调节能力水平高低与额叶活动偏侧化EEG活动强弱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解释正念冥想训练对情绪的调节作用。

此外,正念冥想训练的神经电生理研究发现,正念冥想训练能够促进左侧前额叶活动增强,同时也出现了其他脑区活动的右侧偏侧化,主要集中在边缘系统及其扩大区域,如扣带回、海马、眶额回皮层、前脑岛、杏仁核和下丘脑等与躯体感觉相关的脑区。右脑是进化更早形成的“祖先脑”,更多涉及体验能力:灵感、直觉、音乐、艺术和宗教(Neale,2006)。正念冥想训练的情绪调节作用的神经机制背后有更深入和复杂的原因。今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澄清正念冥想训练与大脑左右脑半球特定脑区以及活动偏侧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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